本报记者 刘迪 (Liu Di)

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中心已从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全世界近85%人口的利益,而他们正在呼唤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不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都表达了和往常不一样的声音。

2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让一些人欢呼雀跃,以为“历史终结了”, 全世界都变成了“华盛顿共识”所勾勒的样子。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会创造更多的可能。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世界已不再只依据西方规范研判一国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

中国,作为开启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行者,已经开始融入世界体系并参与全球新秩序的重塑。

6年前,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书曾登上了世界多国畅销书榜单。

其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以独到的眼光剖析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异同,指出21世纪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崛起改变的将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重构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很多西方学者分析中国时,大多数只关注经济和政治本身,而马丁·雅克则更关注中国的文化性格。

在一些同行对于中国及中国发展持不确定态度之时,马丁·雅克却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4月27日,马丁·雅克携近著《大国雄心》做客中信奇点学院,并作了题为“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的主题演讲。其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文汇报:中国体量很大,文化独特,经济发展走了一条异于他国的道路。有人说中国模式是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也有人说它是西方模式的替代。在您看来,何谓“中国模式”?

马丁·雅克: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塑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民族,何谓“中国模式”绝非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我尝试着简短地阐释我的看法:

首先,就经济层面而言,邓小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且被证明成功的经济模式,成就了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治国经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带给了中国启示,中国人认识到应该放眼世界,而非只是盯着自己打量,开始接纳市场经济,进而转向外向型经济。中国人认识到了出口的重要性,从海外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发觉经济这道难题并非靠一己之力所能解的,中国人开始向其他文明学习,把西方的理念融入中国的国情之中,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模式永远不会停止改变与调整,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不例外。

此外,政府角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中国政治系统与西方相异。政府的运作者既是经验丰富的、有能力的管理者,又是各级政府的领导者。而西方则不同,政界领袖与日常公共服务者、管理者的分离导致很多政界领袖缺乏经验。西方的政客任期有限,导致整个政治系统“短视”,这是竞选制的弊病。相对而言,中国的政治系统则更具“从长计议”的条件。这种情况下,“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计划才得以制定并实施。

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多年,创造过辉煌,也带来过苦难,难免在人们的头脑留下一些痕迹。今天,中国的整个政府系统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日益走向开放与透明。

再次,“中国模式”中最为核心的是中国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中国以异于西方社会的方式成长。要读懂中国,就要理解中国的历史。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理解与西方迥异。

文汇报:在《大国雄心》一书中,您提到,“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在更为长久的时空里,中国则是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存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有何异同?

马丁·雅克: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种文明的存在。19世纪末,中国最终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或许从这一刻算起,或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在此之前,中国很早就以一种明确的、延续的政治体形态屹立于世界。

毫无疑问,中国确确实实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至今的政治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甚至更早。其大多数民族特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国家、民族,乃至“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历史、朝代、儒家思想、家族联系、家庭、中国菜、中医理论等等皆涵盖其中,进而形成了一个基于“关系”、基于“规矩”的社会。

“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至关重要。首先,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在很多不同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再次,中国的文明史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塑造、定义了中华民族的本质。最后,“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于中国的影响绝非仅仅局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

文汇报:《大国雄心》新版序中,您提及“一带一路”倡议将在东亚地区和亚欧大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具体将产生哪些影响?

马丁·雅克: “一带一路”的规模及覆盖范围前所未有,是一场跨越亚欧地理边界、跨越文明的对话。中国在寻得一条被证明成功的改革之路之后,将其推而广之,介绍给邻国友邦。“一带一路”开辟了一条无形的道路,把沿线国家连在了一起,进而创造了一个,或者说众多全新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基于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而中亚国家距离海洋遥远,公路和铁路交通建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帮它们充分释放增长潜力,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就像一把巨大的伞,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坚实而庞大的框架,沿线国家将各自的优势项目充实其中,如“中巴经济走廊”,整个框架进而丰满起来。这种发散的思维方式赋予其更大的空间与潜力。

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截然相反, “一带一路”极具开放性。虽然,中国从未收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邀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却向美国热情地张开了双臂,这是中国人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很多人都在问“一带一路”会成功吗?首先,“成功”是个很难量化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带一路”这条路得以不断向远方延伸,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低估风险,因为这个计划毕竟是非常“昂贵的”,很多国家都在指望中国的帮助。事实上,中国可以很慷慨,在初期可以为推动整个框架的搭建花很多钱,因为这本身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不能为所有的环节“埋单”。此外,亚欧尤其是中亚地区的陆路交通线上盘踞着众多“地主”,贸易环境恶劣,这也是全球化大背景下,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再者,沿线国家还存在一些政治风险,如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的威胁,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挑战。

我要强调的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很有经验,然而在一些领域,中国还是个新手。

“一带一路”这条路要走多久?我的答案或许是50年。为什么是50年?不妨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50年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发展变化。

西方要学会认同、接纳,并尊重一个异于西方的中国

文汇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打破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大国崛起如何避免“修昔底

德陷阱”?

马丁·雅克:首先,今天中美关系无疑是世界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走下坡路。虽然很多美国人无法接受并否认本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就像当年英国走入颓势时的情景如出一辙,毕竟他们早已习惯了那种优越感。但是,这并不改变事实本身。美国总统候选人已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称美国经济正处于“非常大规模衰退”边缘。

东亚问题无疑成为了中美关系的“试金石”。近20至25年来,无论是就贸易还是投资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胜于美国。中国南海问题非常敏感,但是中国政府处理得非常谨慎。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无人可敌,在东亚地区同样如此。

今天,人们常常说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的理解是中国的领导者正试图告诉美国人“在东亚地区,中美两国需要构建新的双边关系”。而在美国人心中似乎早已认定,其霸权覆盖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东亚地区也不例外。显然,中美两国对此存在分歧。

中美问题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中国自我膨胀,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做出不恰当的举动。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外存在很多危险的声音,比如“中国乃泱泱大国……”等等,如果有一天这些声音大到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得不那么友善与亲和的话,中国将失掉很多朋友。虽然已经告别了邓小平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智慧和理念。中国要保持清醒,不应该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不过至今为止,我并不认为中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谦虚精神的民族,其和平发展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并且将继续秉承这一方针。

另一个风险,也是更为主要的风险就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正面临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的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一个不断壮大的中国?美国人认为中国威胁到了自己的霸权地位才是症结所在。几十年前贫穷积弱的国度竟然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自己的第二大经济体,一时间美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或许在美国人的脑海中,一个强大的中国早晚会被西方同化,成为其忠诚的追随者。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西方的一厢情愿。但我要说的是,历史上的英国做到了。英国人接受了卸下世界霸权的角色转变。二战之后,英国人突然发现眼前的美国强大异常。1944年,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其时,英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的利益,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英国人还是“欣然”接受了美国人“跟随者”的新角色。

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力量恰恰就是那股日渐式微的力量。虽然我并不认同奥巴马处理中国与TPP的做法,但更多时候他还是相对理性与智慧的。而特朗普这位口无遮拦、政纲激进、充满愤怒,毫无从政经验却掀起美国政坛地震的房地产大亨,竟然成了美国大选中一路过关斩将的黑马。今天,中国应该对美国政坛的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特朗普在经贸等问题上对华立场强硬,如果他出任下届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需要中国政府更加谨慎地应对。

文汇报:很多时候,误解来自不了解。如何让西方更好地读懂中国?

马丁·雅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坦率地讲,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西方要学会认同、接纳,并尊重一个异于西方的中国,而不是充满质疑,甚至愤怒地面对这一切。因为,历史上,中国原本就是独一无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精彩的,不一样的中国会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活力与生命力。

200年来,西方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西方的行为方式、经济模式、政治制度都具有优越性”,认为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学习西方的经验,遵从其制定的国际秩序,沿着西方的脚印走过同一条道路。然而,这个古老的国度竟然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另辟蹊径成就了经济的腾飞。

不论接受与否,都不改变事实本身。事实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度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其绝对的影响力。

政策显效,尤其是带来观念、文化上的改变需要时间

文汇报: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然而,人们似乎一直习惯于从经济角度来剖析日本的泡沫经济,对此您有何看法?中国的发展可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马丁·雅克: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复杂,也很重要的存在。其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对此我无需赘言。其二,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日本表现得比中国更加“务实”与“明智”——统治者认识到再不进行改革,国家势必沦为西方的殖民地。然而,清王朝却依然固守着“天朝”的倔强,过于自信而拒绝学习与改变,于是,悲剧上演。就经济发展而言,日本在东亚地区扮演了领航员角色。二战后,日本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成就了经济的腾飞,并被韩国、中国台湾等争相效仿,成为地区经济发展队伍的“头雁”。我个人认为,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毕竟这两个国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从此陷入了长达25年的经济停滞状态。所以,其经济发展的跌宕之路值得中国人探究。因为,当年日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一列全速前进的列车奔至崖边时,如何才不会跌入山涧?不幸的是,这恰恰就是日本当年所遭遇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会出现很多断层,而“代沟”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一切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那么简单,而涉及文化问题、心理问题等更多层面。上一代人忘我地工作,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他们的子女则崇尚个人享乐,以一种与父辈迥异的方式生活着,而对于生活的预期与憧憬只有他们这代人自己才懂。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9年后,我走在东京的街头,只能用“疯狂”来形容眼前年轻人的打扮。今天,地铁里的日本年轻人看起来很困惑、迷茫,甚至痛苦。一旦步入这个漩涡,就很难走出来,这也是中国当引以为戒的原因。

当快车全速前进时,就要做好降速的准备,才不至于跌下山崖。今天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中国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6%的GDP增长没有任何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了。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增速保持在这个数字上,不让它降到3%或4%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改革固然是重中之重,但也不可否认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性。事实证明,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突然踩下“刹车”。

另外,社会的年龄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也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我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在十年前就被放开。因为,政策显效,尤其是带来观念、文化上的改变需要时间。今天的中国年轻家庭主要由独生子女组成,很多人不会因为政策的改变,就突然做出要生育两个子女的计划。毕竟对于年轻妈妈而言,只养育一个孩子要轻松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她们基于成长经历形成的价值观中,独生子女或许才是正常的。

老龄化同样影响着社会的“精神状态”。固然,年长者经验丰富,更加睿智,但却往往习惯于回避风险。相反,年轻人则更具冒险精神,而冒险精神往往是迈入创新与创造力之门的第一步。

在英国,养育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并不鲜见。我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还应进一步放开。

另外,在我看来,移民政策也是中国政府应该提前考虑的问题。移民政策是日本的死穴,日本人向来不欢迎移民。事实上,吸收移民则是全球化的重要一环。

对于中国而言,在国内人口流动足够活跃的今天,吸收移民的迫切性还没有显现。但是长远来看,国内人口流动终归会走向“枯竭”。需要澄清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移民并不局限于澳洲所要求的“专业人士”,而是普通劳动力。我从不认同,移民给目的地国家带来的仅仅是特殊的专业技能,穷苦的人同样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因为他们往往更渴望劳动的机会,而这种工作的热情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异常宝贵的。在英国,很多商店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就打烊的。而在我所居住的镇上,我从没有搞清楚那几家由外来移民开的店铺究竟是几点关门。因为我每次经过,它们永远在服务中,这些移民给镇上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文汇报:明天,世界格局将走向何方?

马丁·雅克: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世界格局不会走得太远,不久将会发生深远的改变。因为,今天的世界格局由西方制定,它只代表了占世界总人口15%、16%的北美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利益。谁可以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案是欧洲人。而世界银行行长的人选必定是美国人。但很快,这些“潜规则”都将成为昨天。

这个时代的光芒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中心已从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全世界近85%人口的利益,而他们正在呼唤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不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都表达了和往常不一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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